这是我老家朋友的一个故事，我把这个故事整理了一下。
父母子女一场，就是互相看着对方渐行渐远的残酷过程，每个人明知道最终会有这种结果，却还要坚定走向这条路。
1.父亲一生苦难多病，在患病的这16年里，活得又委屈又暴躁。
一切还得从16年前说起，年农历新年刚过，父亲被查出来脑瘤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让整个家庭蒙上了阴影。
那会儿我们姐弟三个刚上初中，父亲才36岁，爷爷奶奶还不到60岁。
老的老，小的还没起身，整个家族青黄不接，当时爷爷的事业正处于转型期，但父亲突如其来的大病，还是让家里陷入了危机中。
而且父亲的肿瘤已经发展到极限，再不动手术就会生命垂危。
于是在那年春节过后，全家人迅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送父亲去大城市治病。
为了给父亲治病，爷爷卖掉了工厂，辞退了司机和门卫，从企业家一下子沦落为平民，父亲最爱的那辆进口雅马哈摩托车被卖，就连爷爷的轿车也被卖出，所有人的重点都转移到父亲身上。
在亲人的命面前，任何事情都靠边站。
当时可选方案有两个，一个是北京，一个是广州。思来想去，有先见之明的爷爷将目标定在了广州。
于是过完年后，爷爷奶奶带着父亲母亲，四个人浩浩荡荡地向广州进军。
从西北到广州，总共多公里，光坐火车就得两天，那会还是绿皮车，于是四个人就这样一路摇摇晃晃节衣缩食熬到了广州，大家不敢吃不敢喝，一切钱财都拿来给父亲救命。
肿瘤这个病发展到后期，整个人也都会精神恍惚，口齿不清，当时父亲已经有点犯傻，所以他并不知道家人带他南下广州的用意。
等到了广州时，那里的医生也吓了一大跳，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这么大的脑瘤，平常人要是得了这种病，等病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后果早就不敢想象。他们惊讶于父亲的顽强意志，对父亲能撑这么久，也感到不可思议。
其实，早在父亲行为异常时，家人带着父亲早就做过检查，可我们医院都算不上，所有的设施设备非常落后，检查时只说脑袋里有一团模糊的东西，根本检查不出所以然来。就这样，父亲的病情被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来到广东在看到父亲的脑瘤后，医院也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但很快，这些专业素质过硬的医生以最快的时间找出了最佳手术方案。
2.就这样，父亲的手术被安排上了日程。
而那会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我虽然年纪尚小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离死别，但也知道父亲这次动手十分凶险。于是赶在他们出发前，怀揣着拳拳赤子之心画了一幅寿星图，画中的老寿星手捧一只大桃子，笑得和蔼亲切。
画质虽然粗糙，但这是一个孩子对于父亲最诚挚地期盼和祝福。等画好后，我将这幅画郑重地交给母亲，然后满意而去。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父母南下广州二十天后，我突然在美术课上难过地哭了起来，隐约觉得那会父亲肯定在做手术，当时我边哭边画画，惹得老师也安静地看着我。
后来才知道，由于脑瘤太大，父亲在广州先后动了两次手术。
第一次动手术时，父亲的状态尚佳，人也清醒地对答如流。
等到了第二次动手术时，由于病灶太大，手术时触动了视神经，于是在这次手术过后，父亲彻底失明，和他前36年的光明岁月做了一次简短无力的告别。
相比于第一次手术，第二次手术异常凶险。在父亲做完手术后的三天以后，正在上厕所的父亲突然昏迷过去，吓得母亲揪着一颗心大声喊着父亲的名字。没过多久，父亲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
好在一个失明的病人必须得有人照顾，所以母亲被特许进入监护室，但有时间限制，一到特定时间过后，母亲只能被拦在外面焦急地祈祷父亲一切顺利。
可是躺在病床上昏迷的父亲却浑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地，也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生死大劫。
在无法进食的情况下，虚弱的父亲隔天就输血，他整个人身上长期输着葡萄糖和各种营养液。
3.广州的天气闷热难熬，转眼很快到了夏季。
那会儿的父亲依旧在昏迷阶段，久而久之，他的臀部长起了褥疮，虽然每天都有护士及时清理这些伤口，但终究精力有限，根本无法专心全力照顾这一个病人。所以母亲偷偷买了很多消炎药和纱布，听了很多偏方，自己私下为父亲护理着褥疮伤口。
但是父亲的昏迷仍在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稍微态度平静些，差的时候就大吼大叫，有时候在夜深人静之际，父亲会于昏迷中突然大喊着已逝亲人的名讳，有时候还会大喊一声：“奶奶别走，等等我！”他口中的奶奶正是我的太奶奶，早已经作古多年。
而母亲也是一个非常温良贤惠的女子，她在听到这句话后，内心极度恐惧。
但是善良的她依旧没日没夜不眠不休守在父亲旁边，每当听到父亲于昏迷中说胡话，母亲便鼓起勇气大声骂父亲：“混小子，你想走也不能走，上有老下有三个小孩，你走了对得起谁？说什么你都不能走！”
可能母亲的话有了作用，过了些天后，父亲逐渐平缓下来，夜里再也没有出现那种反常现象。
但是一个正常人做一次伤及脑神经的大手术，肯定会虚弱无比。
何况父亲不仅连续做了两次手术，那些天里还身体极度虚弱到吃不下饭，只能靠输液维持营养，所以在极度缺少抵抗力的情况下，父亲的高烧持续不退。
这样连续发烧，就连医生也束手无策，爷爷干了一辈子事业，但对于这方面他更茫然无措，奶奶大字不识，她更不懂医学常识。关键时刻，还是母亲做了个伟大的决定，趁早回老家。
她的想法很朴实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与其最后落叶到千里之外的广州，还不如趁还有一口气直接拉回家。
此外，广州的闷热天气对于西北人来说不太友好，潮湿的气候根本不利于养病，索性回家好好养病，万一到时候在家里病情有转机，自然皆大欢喜。
于是一群人听取了母亲的建议，准备张罗着护送父亲回家。
母亲先给大家张罗着买了四张车票，再打包好所有的物品。接着爷爷出马，背着自己一百多斤重的儿子咬牙一声不吭，从火车站一路背到了站台。
他肩上背负的，不仅仅是自己的儿子，还是三个懵懂孙子的年轻父亲，更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。
那一年爷爷刚满六十，父亲36岁，一个刚步入老年，一个正当大好年华，可是我那意气风发的父亲却从那时候起再也没有了意气风发之姿，而爷爷也从那时候起，头发花白了一大半。从医院送到火车站上时，父亲仍昏迷不醒，爷爷吓得一边叫着父亲的名字，一边赶紧让母亲和奶奶提着行李追火车。好在火车上有很多热心人帮忙，这才将父亲安稳送上了车站。
最终，赶在北方气温全面热起来的时候，父亲被家人浩浩荡荡安全接到了家里。北方的天气温暖干燥，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天后，逐渐清醒了过来，可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再也看不到光明了。”
父亲说这句话时很平静，我却疼到揪心。他逢人就说“我失明了”，企图从亲友之间获得一些安慰，每当说起这句话，亲朋好友就一阵唏嘘。
记忆中的父亲鲜衣怒马，喜欢去夜市吃铁板烧，喜欢去唱卡拉OK，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新鲜事物。
可失明后，他的活动范围只能缩到一个狭小的院子里，出门需要我妈妈带，一切衣食住行只能依赖家人。我们本以为父亲以后的半辈子就这样在黑暗中度过，但直到有一天，母亲在卫生间里偷着告诉我：“医生说，你父亲的寿命最长只有16年。”
这个消息犹如一记重锤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而这句话，也成了我提心吊胆十六年的心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