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段广岳
段广岳，河北保定人，近40岁，始终在本地工作、生活。
父亲其实是坚强的，这样的病打在谁头上，都是一个晴天霹雳。父亲说他并不怕死，唯一感到愤愤的是，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光景刚稳定安好下来，却又罹患了这种既花钱又受罪最终可能一年半载就撒手人寰的癌症，实在不行，索性喝点儿农药一了百了……
听到这话，我有些震惊，但又觉得，依父亲的脾气，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属自然。不过，我马上产生这样的念头，等父亲有一天能出院后，就必须把老家里的农药提前扔掉，并给村里卖农药的店铺打好招呼，并格外注意父亲的动向，以防万一。当年的二堂兄，就是受不了脑出血糖尿病的折磨，选择了上吊自杀，想想，令人痛心不已。
他确切知晓自己的真实病情不过十来天时间，以前我们都在瞒着他。不设身处地，不打在自己头上，谁都难以体会病人的心态心境。就拿最近我看牙病这件事来看，当医生让我拍X光片、做CT、拔牙时取病理切片进行化验时，我当时满心疑忌。等病理结果的那几天，就想，若自己也患了癌症可怎么办，就可以与父亲一起治疗了，父子同住院，挺滑稽，也挺悲哀；就想，自己当时不结婚生子多好，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世上，得了什么病也不怕，省得连累人，最好也没父没母没有亲人，既然莫名其妙地被天造地设成一个世间人，就应该无牵无挂地苟活默死，最后化为几粒尘埃；就想，余生该怎样捱过，就应对所有的人、所有的生灵都要友好关爱，以悲悯观世，以慈悲待人……
根本没有想过假如自己患病后的痛苦，只是在想如何对待他人与外界，也许这一切都太理想化了，只是病情未定时的胡乱臆想。当几天后取病理结果，发现只是炎症时，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只是想到生活方式可以没有多大的改变了，可以让父兄和妻子放心了。因为惴惴的妻子陪我一起取的结果，医院出来，不放心的哥哥就打来电话，询问我的病情。短短几天，自己就有如此波折的心路历程，可父亲呢，他的内心又经过了怎样的一番震荡与挣扎？
让我们感到上火的是，由于放疗反应大，父亲现在口腔与舌头满是溃疡，喉咙处也肿痛滞堵，根本吃不下饭食，试着吃上一口，便会疼得流汗打颤。而且，由于放疗，父亲连胡须也停止了生长，拿来的电动剃须刀根本没有用处。我们一天之中老是劝他，不要只指望着输营养液来维持，一定要试着吃点儿东西，有时会把他劝急了，由于牙床肿痛已摘下了假牙套的他会含混不清地发脾气：“不吃，吃不下……不行哩，不行哩……”
好在这两天，他会自己去外面打点儿豆腐脑，喝点儿牛奶、豆奶和蜂蜜之类，有时还会喝点儿香油，说是能缓解溃疡。相邻病床的病人会喝些子女榨的麦苗汁，好像对抗癌有好处，于是哥哥也试着让继母在家里种了一些，等着发芽长叶。
父亲应该也很“馋”了，当我们想让他跟我们一起去外面吃点儿好吃的，他总是拒绝，可有好几次他在病床上边输着液，边当着其他病床上的患者及陪护家属说，要是以后出了院回到村里老家，会买些牛羊肉，炖一大锅，好好地一次吃个够！我们微笑附和着，这一小小的愿望在此时都显得有些奢侈。
父亲脾气大，一些医护人员的表现他有时看不惯，其实尚算正常，只是不遂他的意，他就满脸火气，我无奈地对哥哥说：“唉——爹也许最终是由于老生气而死……”我们以前劝过他，就把住院当作修身养性的机会。说归说，谁又能体会出病人的无奈、煎熬与苦楚……
一次在放疗室放疗时，一个病人不知什么原因“加塞”在我父亲前面，本来父亲刚询问过放疗的大夫，说马上会轮到他，而且我父亲已脱下外套正想往放疗室里走，便被别人抢了先，医生一句解释也没有。父亲马上有些急了，神色异常沮丧愤懑。我怕他与医生争吵起来，便让父亲不要过问，我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询问有关情况。
也许我说话带些急切地质问语气，那个男医生说出了“这是工作需要”“我给你解释不着”“你管不着”“我就是这个态度”之类的话，我也被激怒了，我也说出“你们这里有没有个规章制度”“是不是有人靠着有关系加塞儿”“你牛什么呀”等话，虽然放疗完后我又主动找到那位医生道了个歉，说不应该和他嚷，我要是不和他嚷，老爷子会进来找他理论，到时会更麻烦，知道他们也不容易，彼此理解吧。事后，我自己又感觉不舒畅，觉得不能纵容医生这种态度，医院党政办反映了行风问题，医院职工说话办事的方式方法，除了注重精湛的医术外，也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，作为医疗服务部门也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等等，虽然有些冠冕堂皇，但我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。党政办的那位女工作人员询问那位医生的姓名，我拒绝了，说并不是针对某个人，而是希望能对整个放疗室的同志提出泛泛的原则性的要求即可，有时注意多一句简练的解释也好，病人也会理解并配合的……
这一切也许并没有什么效果，但这样做会平息一下父亲的情绪，而且，这也是我的职业特点，对看不惯的事情不想憋在心里。我劝父亲别老是发火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要心平气和，如果每天都上几次火，花着钱却受着罪、受着气，那样太不值得了。
医院每天上午都会把昨天的账单发给住院病人，这两天又欠一万八千多元了。我又缴了两万五千元的押金，用的是父亲工资卡里的钱，父亲说：“唉——把钱都花光了。”他本想将来在峰（我侄子，已到结婚年龄）结婚时给他两万元，在峻（我儿子，现为高一学生）结婚时给他两万元……我的眼角有些湿润，老人们总想给子孙后代多少留点儿什么，一片心意比山重……
又想到父亲的心有不甘，他这几年的生活光景刚有些好转，上天却又让他……他是家里的老三，上有一哥一姐，伯父比他大二十余岁，八十九岁时去的世，姑母比他大十来岁，除有些耳背外，现在尚算康健。父亲与他的大侄子也就是我大堂兄同岁。他年轻时没受过什么苦，很受父母和兄姐照顾。他与母亲结婚后不久就搬出去分家独住，现在那所老家房屋是年建成，父亲记得很清楚，正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年。他当过农业技术员，后来当了村里的民办教师，挣着微薄的工资，总争取机会去县城出差，因为那样能把一两元的补助给我们买一些饼干、糖果吃，而他了为节省都是自带干粮凑合着垫垫肚子。
在父母四十来岁时，母亲查出了心脏病，后期又怀疑得了脑瘤，借钱四处求医问药，可最终不治，在年，哥哥十六岁、我九岁时病逝，那时的医疗水平和条件自然不高，要是放到现在也许就不会……当年，医院的本院住院，看病情有些恶化，父亲就决定放弃治疗，要死就死在家里，便叫上村里的我的姨母、堂伯、堂兄几个人，拉上一个独轮小推车，两旁各绑上一辆二八自行车，拉着母亲从市里往村里赶，一百多里地，慢慢走着，中途，母亲从昏迷中醒来，嘟嚷了一声：“总算回家了，真好……”走了几里地，又失去了意识。回家没几天，就去世了，才四十岁出头的年纪。
父亲拉扯扶持我们成长，并成家立业，他到临退休的两三年才转为正式教师，这几年工资才有些涨上来，刚想安享晚年，却……父亲其实是半文半农，他种了一辈子的地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能吹拉弹唱，也写得一手好字，春节时邻居亲人的对联都是他写，这些年，人们写的也少了，都是在集市上买现成的，前些年，偶尔他会在家里拉几下二胡，吹几声竹笛，静静地，雅雅地，划破农村静谧安详的空气……现在，那些笔砚、那些乐器就在家里的柜子顶上摆着，落满尘埃。
他在几年前，才又找了一个老伴儿，并没有登记结婚。这位继母的丈夫也是病逝了，她有四个女儿，都已在城里、村里安了家。有了她的照顾，父亲的生活起居我们不用操什么心，父亲的工资也足够他们老俩好好地过日子了。才开始，我们也瞒着她父亲的病情，后来她产生怀疑，一再追问我们，才告诉她实情，于时最初她与我们又一起瞒着父亲。
当有一次，我回到村里，医院回村休息一两天的父亲时，父亲不在家，一进屋，见我来了，继母坐在炕头上不由号啕大哭，我有些不知所措，只是一动不动地静静坐着、听着，目光看向别处。
她让我放心，她会一直照顾到父亲死，她再去投奔她的四个女儿。她打开柜子，说：“这个包袱是你父亲没了后的殓衣，那个包袱里是我的殓衣。”农村老人都有提前准备殓衣的习俗。医院中陪护父亲时，帮父亲洗脸洗脚、打水买饭、拿药叫护士，她在时会叫我们走，晚上她便蜷缩在楼道里加的空病床上睡，楼道里有些冷，老有人走来走去、出出入入的，不安静。她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腿脚不太好。当父亲最终得知自己的确切病情时，他与继母二人不由相视而泣……
昨天在送哥哥回县城等公交车回村的路上，我开着车，我们聊着天。
哥哥说：“爹的病这次要是‘治’好了，也怕以后会复发或扩散。”
我说：“生死有命，尽心尽力了就好。”
哥哥说：“人这一辈子，还是想开一点儿好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现在我就是挂心峰的婚事，现在农村娶一个媳妇没二十万元下不来呀，等他结婚了，我也就不会这么劳累了……”
哥是建筑工人，干了二十几年了，落下了风湿痛，又得了失眠症，给共和国里的一些大厦确确实实地“添砖加瓦”。
我在想，就是人真正地所谓想开了又能怎样，为快乐而快乐，为高兴而高兴？人总是生活在一方小天地中，孤独感与生俱来、伴随左右，就是至亲至爱的人都能聚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吃吃喝喝，心无挂碍，笑语喧哗，其实，也不过一两天的事儿，然后呢，各忙各的，各烦各的，各孤独各的，各各又处于更长时间的相别相离状态……所谓的明显的快乐，也许总是短暂的，总是稀少的。
也许，快乐只是一种概念。一个时代，一个族群，只要没有战争，没有瘟疫，没有灾难，没有困苦，没有离散……就是幸福快乐的，要是再有蓬勃的事业、美好的爱情、融洽的家庭与跳跳脚就可能够得着的下一步希望，不是更锦上添花、花团锦簇的事儿吗？
只要大部分人快乐地生活着，极少一部分人受苦受难着，那应该也算正常吧，客观现实就是这样，我们必须坚强而自然地面对。沉舟侧畔，病树前头，自有千帆过、万木春，我们不会艳羡别人，只能坚持并肩战斗，顽强对抗天降、人给、自引的各种挫折和磨难。
现在人到中年才发现，有些事情，并不是努力就能够实现的，并不是尽遂人愿的，这才是真实、真正的人生。
也许改变不了最终的命运，但是我们会坚持战斗到底。这就是我们父兄及亲人的人生底色。
（图片来自于网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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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问：朱鹰、邹开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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