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军连医生 http://m.39.net/news/a_9380844.html人是万物的镜像。徜徉过高山大海，最终还要到人山人海里寻找答案。小时人物，给你奉上与众不同的人物故事。在这里，读懂世相。
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杨茜见习记者陈馨懿
46岁的何炯，似乎很难逃离“悲悲戚戚”的工作。
20年的护士生涯，她一直在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，看多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。
38岁的那年，她调离护士岗位，成了省红十字会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对大部分人来说，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。直白点说，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，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。
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，何炯更愿意诠释为“生命摆渡人”：拯救一个生命，延续一个灵魂。
认识何炯，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论坛上一则讨论器官捐献的帖子。发帖的姑娘和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
器官捐献，对一方意味着死，对另一方又意味着生，抱歉、卑微、感激、幸运……人世间似乎没有哪一个决定让人如此纠结。
8年时间，何炯和同事们劝说了四五百个家庭，成功的有一百多例。
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。
期间遭遇的冷眼和不理解，甚至谩骂都不重要。为数不多的他们，依然在坚持。
“因为有意义。”何炯说，生命之所以厚重，是因为交加的情感。每个人的故事，都值得诉说。而她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。
1】只有你能做这个工作
躺在病床上的，往往年纪不大，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，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：比植物人更糟，没有恢复的可能，不再有自主呼吸。
和真正的死亡，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。
拔掉呼吸机，不用太久，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，血液也停止流动。再过五分钟，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。
每凝固一个器官，就意味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，失去一次机会。心、肝、肾衰竭的患者，根本来不及让希望变成失望，因为等候列表里，新的病人进来，旧的病人已经离世。
但如果捐献器官，一条生命，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，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。
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。
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，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。
但即便如此，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处。
懂得换位思考，这也许就是她在年，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。
“只有你能干这个工作。”就是这么一句话，何炯上岗了。
她知道这个工作难，却不知道有这么难。
器官捐献，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。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，都可以反悔。为了照顾家属心情，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，挂上证件，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。
“你好，我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。”这是见到家属时，何炯的开场白。
她故意省略了“器官捐献”四个字。因为她知道，这个词有时候比“死亡”还要敏感。
正因为“敏感”，所以每一个措辞，每一个停顿，她都很谨慎。
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，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，只是“温和”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。
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，完整即是圆满。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：“器官都捐了，还能拼凑来生吗？”……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。
年至今，浙江省有将近个器官捐献案例，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并不多。
而劝说成功的概率，是非常低的。所以，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，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。“人与人的沟通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套，非要说的话，要让家属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的，而不是来索取的。”
2】更容易流泪了
“我努力了，但我不强求。”是何炯做协调员的心态。她坚持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平等又真诚的环境下被促成。
在劝说过程中，她都尽量放低音量，柔声细语。“你们有没有想过患者去世以后怎么办？”这是她用来引入话题的一句话，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亲人的突然离世，“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，你们可以听听看。”
介绍完器官捐献，何炯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考，不会死缠烂打。
克制很重要，要让家属自己做决定。曾经有家属捐献了又后悔，抱怨要不是协调员一直跟着自己，他们怎么会心软答应。“我要是听到家属这么说，我会很难过的。”
她当然希望，人体器官捐献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，只是有些意外，不能避免。
曾经，一个女人遭遇车祸，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献，却向年迈的母亲隐瞒了这个消息，老年丧女，没有人能轻易承受。家属提出代签，但何炯拒绝了。“虽然很可惜，但老母亲有知情的权利。”
一天行驶了公里只为跟家属见上一面，这么多年都不敢出远门因为要24小时待命，不敢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会影响家属的心情，给予家属工作之外的私人帮助……
这些，都是协调员的日常。
从业8年，原本就感性的何炯，似乎变得更容易流泪了。
“即使看多了生死，常常也会忍不住，情感的冲击实在太大了。”
3】那些天使们
某个愚人节的夜晚，男人开车载着一家四口人，车子掉进了沟里，妻子当场死亡，女儿和儿子都危重在抢救，女儿最终脑死亡。在决定捐赠完女儿的器官之后，这个40多岁的男人，把头狠狠砸向电梯，咬牙切齿，悲伤至极。
来自衢州的另一个父亲，大儿子肾脏衰竭，迟迟等不到合适的器官，离开了。后来，小儿子又患上了脑瘤，陷入绝望。这个只是在工地上打工，瘦瘦小小的父亲，签下了器官捐献的同意书，“当年我的痛苦，希望别人不要经历。即使当年没有人救我的儿子。”
年轻的姑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因为做了心脏手术，姑娘迎来了第二次生命。后来在她父亲出意外的时候，女儿当机立断同意捐献器官，“这是一种回馈，回馈当年救我的人。”
一个离异又坐过牢的中年男人，因意外终结了生命。原本已经不来往了的兄弟，最后帮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，“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，到最后了，好歹是做对了。”
何炯是丁克一族，没有孩子，但在工作中，不少案例是年幼的孩子，因意外抢救无效，她喜欢叫他们“小天使”。
来自贵州的一个6岁男孩得了脑瘤，家长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。男孩很漂亮，离开时穿着旧睡衣。何炯心痛到不忍直视，她说一直想给孩子买双鞋的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没来得及。
何炯特别不愿意去宝宝们的见证仪式。
摸着宝宝的小手，她有时候哭得不能自已。
4】我想听他叫我一声“爸爸”
一般来说，为了避免让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，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。
8年来，只有一次，何炯无意间打破过“零接触”。
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。一米八的大高个，30来岁，很帅气，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，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，是否还能无限等待一颗心脏，都说不定。
何炯目睹着全过程，心里很难受。
她心理建设了一阵，还是下定决心，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。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孩，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、肝脏和眼角膜了，但是心脏除外。
“他是一个丈夫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儿子。一颗心脏，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家。”何炯说得真诚，最后打动了女孩的父亲。
这是何炯第一次为了受助者而“努力纠缠”。幸好，结果是好的。
这位父亲只有一个条件：“我想听他叫我一声‘爸爸’。”
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，何炯没有理由拒绝。
心脏移植手术之后，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，拨通了电话，两个陌生人，因为那一声爸爸，联系在了一起。
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，女孩父亲是否泣不成声，但她知道那一声，弥补了遗憾。
5】是生命的延续
捐献人中，年纪最小的几个月，年纪大的也有70多岁。
很多家属同意，是因为他们坚信，器官留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，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。甚至双方都不需要见面，大多数家属不会打听受赠者的情况。
“提起来，就说明还没忘。念念不忘一位已经逝去的人，这是在自揭伤疤。”
有位妻子每年都要经历一次伤口的阵痛。一到丈夫祭日的前几天，她都会打“我爱人的受者怎么样了？我要去上坟了，我要告诉他。”
曾经，也有一个受助者想要感谢捐献者。捐献者有一个遗腹子，何炯给了一个建议，要不送孩子一个小镯子，也算是“父亲的礼物”。
八年协调员做下来，对于生死这件事，何炯比很多人都看得通透：“死去可能不可怕，活下来的人才要坚强。”
她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