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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妈妈，我在》（6-10章）
六、跟医生吵了一架
打了几天抗过敏的针，儿子脸上的红肿正在慢慢消退，可是，因为一直大剂量地用激素，他竟然开始长痤疮了！额头上、下巴上全是红红的黄豆绿豆一样大小的点点，我再也看不到我那“长得象唐僧一样”俊美无比的儿子了！他走路右脚被绊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右手连拈起一粒瓜子的精细动作都有些困难了。
我焦急地等待着星期一早晨的来临，却没有看到徐教授，听说是心肌梗塞也住院了——她是昨天去世的那位老人的主治医生，是老人的突然离去打击了她么——我曾经听见老人的管床医生建议用化痰药，被她一口否定了。
儿子的管床医生在病房里走马观花地来了一趟，什么也没问，什么也没说。我追到办公室里，陪着笑脸问她，今天是不是真的可以做钩端螺旋体的检查了，她随口答了句“可能吧”。我又问，每天10毫克的激素用量是不是太大了，能不能减一半，她说：“徐教授说了，你儿子是一种自身免疫方面的疾病，激素不用就反弹，要减，也要等出院回家了再减。”
天哪，怎么又冒出这样一句话，那前言与这后语不相符啊。
“可是”，我说，“可是张医生您看看我儿子那张脸……”
张小婵义正词严地批评我：“你怎么这么无知啊你，你说是命重要呢，还是脸重要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脸。”
我被彻底地激怒了：“你说什么呢你？就凭你对病人这张冷脸，就算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又怎么样？不就是拿这个高尚的职业混口饭吃吗？你没法给我儿子把病治好，还把他打针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脸哪你！”
以为病人想要健康就有求于自己，一直高高在上的管床医生张小婵，显然没有想到一个病人家属竟敢这样跟她翻脸，她怒目圆睁，“嚯”地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我就象一只护崽心切的母狼，全然忘记了一个女人该有的温文尔雅：“你还不服气是吧，告诉你，我早就不耐烦了，这是T医院啊，医院，一个小小的血液检查，半个多有都出不了结果，你就是送到北京送到美国去做检查，也该有结果了吧。你去看看我儿子那样，多可怜啊，张小婵，没生过伢就不知道B疼是吧你……”
护士长过来拉走了张小婵，一边劝她：“算了算了，别跟这种没素质的家庭妇女一般见识。”
我回到病房坐在儿子的病床上流眼泪。
主治医生生病了，管床医生闹翻了，儿子成了这个样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真后悔当初为什医院来，医院，说不定好都好了。
丈夫的电话偏偏这个时候来了，他是算好了时间的，他认为八点半钟过了，该查完房了吧，他想听听教授有什么新的说法。是儿子接的：“钩体啊，好象还是没做，也没有看到教授，妈妈刚才跟医生吵架了，还哭了，很伤心的样子，爸爸你快过来，我好害怕。”
护士长在门口喊：“26床家属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要我过去的是一个刚来不久的女医生。以前她跟徐教授一起查房，时不时地冒几句英语，或者很优雅地耸耸肩。我听那些跟在她们屁股后面的实习生议论，她是海归派，刚从美国进修三年回来的。
这个个子娇小得象一个初中女生的海归派，似乎并没有被她美国同仁的职业操守所同化，她依然医院出去以后再回来的，所以，她一开始就问我到底为什么一大早就跟她的同事过不去。我象祥林嫂找到了知音一样，迫不及待地将前因后果倒给她听，最后我提出想做一个磁共振检查，看看打了这么多针效果怎么样，为什么她的同事一会儿说是感染，一会儿说是自身免疫的问题。
她一言不发，很冷静地听我说完了，用一种不容人争辩的气势望着我说：“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只觉得你最后一个想法是合理的，我马上帮你申请做磁共振检查，不过病人太多，最快也得明天才排得上队。至于钩体检查，我这里也有个病人等了好几天，现在需要做这种检查的病人不多，所以实验室不好安排，不过近几天会做的。作为病人家属你应该配合医生的工作，吵架有什么用？徐教授这段时间可能来不了了，不过你放心，会有医生接着给你儿子做治疗的。”
我还想问：“那激素地塞米松的剂量是不是太……”
她很平静地回答说：“没办法，那是病情的需要，先把病治好了再说。”
虽然她的出发点只是要平息一场对她的同事不利的争吵，虽然她关于钩体检查和激素剂量的解释，仍然让我无法接受，但我仍然感谢她，感谢她让我当时烦乱如麻的心暂时地平静了下来。
丈夫的电话又过来了，他说现在完全没有心思做生意了，他要马上赶过来看儿子。我说明天可能会做核磁检查，要过来你明天再过来吧，这医院里用钱象流水似的，明天光检查就得一仟多块，你生意不做好怎么应付得了啊。
第二天上午，丈夫把生意安排好，很早就赶了过来。这一天，查房的时候，没有医生问儿子的情况。
儿子见到他的父亲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好象一下子有了安全感。
丈夫没有多说什么，他径直到了医生办公室，他心里没底，他要亲自问问医生，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一个戴着眼镜满脸稚气文质彬彬的年轻医生自我介绍说，张医生准备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去了，从今天起，他是儿子的管床医生，他叫何红涛，有什么事尽管找他好了。末了，他说，今天下午吴边就可以做磁共振检查了，等结果出来再说吧。
也许男人与男人比女人之间更容易沟通，也许何医生确实是一个比张小婵要善良的人，丈夫坐在那里与他谈了半个多小时，回到病房里时，已是心平气和，对我说：“还是听医生的，等结果出来再说吧，没什么事我就走了，别着急，明天我再过来看结果。”
医院自制的痤疮膏，亲自送到了儿子的床前。
我问何医生，长痤疮是不是这激素药催得孩子性早熟啊。他很耐心地说，不会的，又不是性激素药，只是对皮肤有些影响，停药以后会慢慢好。
同样的职业，不一样的人来做，是不一样的。一个好的医生，他会先安抚你的心灵，再治疗你的身体。而身体的安康，是以心灵的安宁为前提的。
下午两点钟，护士通知我带儿子去做磁共振检查。
象后来我们医院的磁共振室一样，T医医院里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里，一进门就是一股阴凉阴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这是我第一次带儿子做这种检查，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动辄上仟元费用的检查，是医生了解儿子病情最必要的检查手段，每三个月或半年一次，儿子这一辈子是不能离开它的。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个关于它的原理解释，我认为这一条是比较通俗易懂的：
将人体置于特殊的磁场中，用无线电射频脉冲激发人体内氢原子核，引起氢原子核共振，并吸收能量。在停止射频脉冲后，氢原子核按特定频率发出射电信号，并将吸收的能量释放出来，被体外的接受器收录，经电子计算机处理获得图像，这就叫做核磁共振成像。
儿子躺在从那个乳白色的、超大的机器里推拉出来的窄窄的床上，医生给他盖上一层薄薄的被子。机器发出巨大的有节奏的、好象是那种叫做沙锤的打击乐器发出的轰鸣：嚓嚓、嚓嚓、嚓嚓……在极其隔音的磁共振室里听起来，这声音是那么富有力度，仿佛是要把每一个置身于自己胸怀的生命，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审视透彻……可是，它真的能够准确地告诉我，儿子生命的真相么？
不，不，从它里面出来的，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病理影像，医生的慧眼才是真正的仪器。而医生看到的，只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病理现象。我的儿子，他的身体是我的，我的心是他身体的感应器，只有医生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的真诚沟通，才能使他生命的真相昭然于我们眼前。
整个过程只有儿子一个人一动不能动地躺着，医生则在一窗之隔的操作室里通过显示屏来观察和处理影像。
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呆在候诊室里的我，却觉得无比的漫长。在后来数不清次数这样的检查中，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坐立不安的等待。每一次，我都希望那个可恶的东西能够不再出现在儿子大脑的影像上，可是，每一次，我都是失望。最后我终于明白，它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。
虽然在影像上，它是一个不同于它周围大脑结构的极刺目的白点，可是，于我而言，它是徘徊在儿子生命里无法摆脱的阴影，是隐藏在我和丈夫心底不能触摸的伤痛。
七、看见丈夫卑微的笑
5月25日上午，磁共振结果出来了：左侧基底区占位效应明显，建议做增强扫描。
何医生拿到这个结果，脸色瞬间凝重起来。他没有跟我说什么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申请了寄生虫全套的血液检查和增强磁共振检查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告诉我，这个病房重新来了一位主治教授，明天等这两项检查的结果出来了，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。
我从何医生的神情里，意识到儿子的病情显然是他接手时不曾预料的严重。我向他追问种种可能的结果，他似乎不忍又不得不这样对我说：“如果不是囊肿，就是胶质瘤，囊肿好治，胶质瘤就没办法了。”
我问这胶质瘤是哪三个字，是什么意思，何医生怜悯地看了我一眼，说胶是橡胶的胶，质是质量的质，瘤是肿瘤的瘤，胶质瘤是一种恶性度极高的脑瘤，如果真是，就等于给孩子判了死刑。
我不知道，是不是我当时陡变的脸色吓坏了这个年轻的医生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轻易在我面前说这三个字。只记得他当时说，别急，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，说不定没那么严重的。
胶质瘤、胶质量、胶质瘤……如果真是胶质瘤……如果……我不敢多想，也不得不想，如果真是胶质瘤，我该怎么办？
我在心底一声哀嚎：我苦命的儿啊。
儿子身上和脸上的红斑基本上没有了，却愈加胖得病态，最先长出来的痤疮已经没有了，却在皮肤上留下了难看的暗褐色的印迹。他走路时右脚被绊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右手越来越不会摆动了。将近二十天的住院，每天白天七八个小时都躺在病床上打吊针，使原本就很温驯听话的11岁的男孩子，变得愈来愈安静。
下午四点多钟，刚打完吊针，儿子就说饿了，要吃饭。我一听他喊饿，心里就发怵，可我更怕看他挨饿难受的样子。
我恨医生为什么一直要给儿子用这么大剂量的激素药，我曾经自作主张地把配有激素药的药瓶偷偷取下输液架，被护士发现后一顿猛吼：“要停药找医生去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出了事你负得了责吗？”
可是没有哪个医生肯跟我说这是为什么。后来儿子做X刀手术和伽玛刀手术，术后必用的地塞米松，用量都只有在T医院的一半，而且每次只用三天，几乎没有副作用的症状。明明知道医生这样用药是不合理的，只是一味地在损害儿子的健康，我却没有办法阻止。
而且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每天一佰多块钱一剂的神经营养药物斯替比，对肿瘤的快速生长无疑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，而这种药物，并不是所有住进神经内科病房的病人必须用的。对于逢人便上的理由，除了回扣利益的驱使，似乎再也为那些教授们找不出借口了。只是，可怜了我的儿子。
出了住院部的大门，我看医院的大门口，还红底白字地扯着一条横幅：“还我生育权”，后面是三个大大的感叹号。一问，才知道这一群人来自市郊，他们村里有一个结婚多年没有怀上孩子的小媳妇，在T医院的生殖研究中心做手术，由于医生操作不当，小媳妇的输卵管被损坏了，又感染又化脓的，最后输卵管彻彻底底地坏了，连卵巢也没了。小媳妇还不到三十岁，她的丈夫是四代单传，出事后她几次要寻死，说是她死了丈夫就好另娶，不至于断了香火。那一家人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村里几个有点见识的同姓叔伯们义愤填膺，一些乡亲们也同情得不得了，医院来了个集体讨伐。
从早上六点钟到下午四点，他们已经围坐了近十个小时，医院没有给他们任何说法。他们要见院长的要求被拒绝，倒是闻讯而来的媒体记者被请到了院长办公室。
最后，交通警察以妨碍交通为名，疏散了人群。
横幅被扔在地上，无数只脚在上面踩踏。
那三个大大的感叹号，我怎么看都觉得，它们象三个女人流不尽的眼泪。一滴是小媳妇的，一滴是她的母亲的，还有一滴是她的婆婆的。
我觉得我跟她们是一样的痛苦。小媳妇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而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命运会怎样，还要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受伤害……
在医院旁边那家生意很好的小餐馆里，我给儿子点了一份饭菜。
儿子说妈妈你怎么不吃啊，妈妈你今天中午也没有吃饭，你是不是没钱了，你把饭都省给我吃。我说不是的，妈妈不饿，吃不下。
儿子放下还有一小半饭菜的碗，很伤心地说：“妈妈，你吃，你一定要吃，我不相信你一天不吃饭，肚子也不饿。”
我说妈妈真的不饿，真的吃不下。儿子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，把饭碗推到我面前：“妈妈，你吃啊——”
我知道以他的饭量他是没有吃饱的，我含着眼泪吞着儿子留给我的这半碗饭。除了心痛，那一整天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。
胶质瘤、胶质瘤、胶质瘤……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想知道为什么医生说到它就是满脸的无奈。
我不想回到病房里去，那里只会一个劲儿地给我的儿子打那些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激素药。医院附近的街上徘徊，儿子、儿子、儿子啊……
我看见街对面有一家“日月星”网吧，心里蓦地一亮，着了魔一样地牵着儿子就走了进去。儿子警觉地盯着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老师说，网吧是坏学生喜欢去的地方。”我说妈妈带你来的，没事，你不会学坏的。
这是我第一次进网吧，还带着儿子。
我要了两台机子，一台自己用，一台让儿子玩游戏。儿子高兴得不得了，笑眯眯地说妈妈你真够意思。我不理他，径自在百度搜索里输入“胶质瘤”三个字。
屏幕上显示：百度一下，找到相关网页约，篇。
我看到其中一条是这样描述的：
脑胶质瘤是一种最常见的颅内恶性肿瘤，是起源于脑组织中神经胶质细胞的肿瘤，占全部颅内肿瘤的百分之五十左右，具有以下特征：在脑内多成“蟹爪样”浸润性生长，与正常脑组织无明确边界；具有“韭菜样”生长和增埴特点，随着病程的延长，其恶性程度不断增高；休眠期癌细胞比例大，故需坚持不间断的治疗。
从组织学、肿瘤行为学及临床表现方面来讲，脑胶质瘤全部都是恶性的，没有良性和恶性之分，只有瘤细胞分化级别的高低之分。
脑胶质瘤在三大早亡的实体性恶性肿瘤中，即肝癌、肺癌、脑胶质瘤中，生存期之短仅次于肝癌，堪称“癌后”。一经确诊发现后，单纯手术一般生存期仅为6个月，手术后辅以传统的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，生存期一般为一年，如果合并如偏瘫、昏迷等严重的神经症状，生存期会明显缩短。
确诊脑胶质瘤最直接的办医院神经外科就诊，并进行CT或MRI扫描，一般即可确定诊断。如果扫描后可疑，可注射药物行增强扫描。
……
儿子明天要做的，就是增强扫描！
我再也看不下去，拉着儿子就出了网吧。医院的路上，我头重脚轻，心里象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，那份沉重，足以辗碎我所有的一切。
我竭力在儿子面前保持平静甚至笑脸，晚上，等他睡着了，我来来回回地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徘徊。明天，明天，我希望明天永远不要来，又希望现在就是明天。
值班医生正好是何医生，他见我这副神情，问是不是需要两颗安眠药来帮助休息，我拒绝了。此时此刻，纵使有千万颗安眠药，又能如何？他还年轻，他不懂一颗母亲的心。
丈夫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做生意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脸色憔悴地赶了过来。
我把昨天在网上看到的内容说给丈夫听。他黯然地阻止我，说：“这个，我比你懂。”我怎么就忘了，我那未曾谋面的公公，为什么早早地就不在人世。
何医生早上一上班就到磁共振室里，找那里的医生看能不能早点让儿子做增强扫描。可是T医院的病人太多了，象儿子这样有理由想尽快做检查的病人也太多了，所以何医生说，最快也到下午两点钟。
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钟，终于等到护士叫“26床，到下面准备做磁共振！”可这时儿子还有小半瓶药水还没有打完。护士说估计到下面等一会儿就差不多了，就这样举着瓶子下去吧，完了自己用棉球摁着把针头拔出来就行了。
磁共振的候诊室里，等着拿结果和做检查的人很多。“下一个，吴边，准备了！”儿子的药水刚好打完，我帮儿子拔出针头。前面的病人已经出来了，儿子这时却说要小便，憋不住了。
厕所就在外面不过十米开外，丈夫一边小声地嘱咐儿子快去快回，一边大声答应医生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儿子用左手使劲地按着右手背上压针眼的棉球，竭尽全力地往厕所跑去。他知道为了这次检查他的爸爸妈妈等得太心急了，所以他要跑得快快的。
医生在里面等了一分钟，不耐烦地出来瞄了一眼：“这人死到哪里去了，说来还没来。”
那个“死”字，让丈夫蓦地变了脸色。可是此时此地，他只能在一秒钟之内换上一副诚心诚意的笑脸：“来了，来了，这就来了。”
医生好象没有听到他的话，干干脆脆地叫了下一个。旁边那个跟在我们后面进来的中年男子惊喜地站起来，忙不迭地几乎是小跑地走进磁共振室。
丈夫的背蓦地从等待的状态中松驰下来，腰跟着明显地弯了下来，头更是低了又低，脸上的笑容竭力地要呈现出一种哀求和讨好的诚意，语气是尽量的卑微：“医生，那我儿子……”
医生看也没看他一眼：“等下一个等下一个！这里忙得不得了，哪有功夫听你说闲话咧”，一个转身“咚”地一下，关上了那扇厚重的门。
我从来没有见过丈夫如此卑微的笑，这笑让我心酸不已。在我眼里他从来都是气宇轩昂、风度翩翩的样子，即使有求于人，他也是抬头说话的。
这时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，他来不及看我们一眼，径自去推那扇紧闭的门。我看见他右手背上针眼渗出的血流到了小手指上，一边给他揩手，一边就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。
丈夫温和地笑着对儿子说，嗨，医生刚才弄错了，下一个才是你的，你看，你妈妈就是个急性子，急得都哭了。在接下来等待的半个多小时里，他不时地对儿子做个鬼脸，儿子就给他回个更鬼的脸，然后父子俩相对哈哈大笑，引得旁边一些愁眉苦脸的病人和家属侧目而视——在医院里，很少有人这样开怀大笑的。
时至今日，每当我不经意地露出苦脸，儿子都要提醒我：“妈妈，来，笑一个。”但凡跟他相处过的人，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，都会对我说你这儿子真逗，心态真好。
这是这场灾难留给我们这个家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：无论何时何地，相信坚强乐观战胜一切。
八、我的亲人们
医院里来看儿子的，是我的大妹妹。
大妹长得青条秀杆眉眼俊气，很多熟人都异同声地说儿子的长相和神态，最象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，而是他的二姨。我很乐意听这样的话，因为我跟大妹的感情是很完美的姐妹之情，无论是不懂事的孩提时代，还是各自出嫁成家以后，也争过也吵过也赌气不说话，但凡遇到高兴的事伤心的事，我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跟给大妹打电话。
跟大妹的感情，就象是一床多功能被子，不管是最冷还是最热的时节，盖在身上，心里永远是熨贴的。
大妹也很高兴别人说外甥长得象她，回家就乐颠颠地跟妹夫说了。妹夫就说她你傻乐什么呀，那可是吴家的种。妹夫说这话的时候，绝对没有想到，这个姨外甥与他有着极深的缘份。后来他不仅成了儿子心目中男人的偶像，而且儿子的绝处逢生就是始于他一个无意之举，当我们为儿子治病几乎倾家荡产、想要重头开始创业却两手空空的时候，又是他给了我们雪中送炭的帮助。
亲情，有时候是不需要血缘的，只要给予与接受的人，都是满怀真诚善良的。
那天儿子见到他的二姨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住院这么多天以来，除了妈妈以外，总算是又来了一个能够跟他说话的亲人。
大妹心疼地望儿子，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，走的时候留下了五佰块钱。大妹当时的日子过得不容易，她待岗差不多一年了，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在银行工作的妹夫维持，虽然银行工资待遇好，但一个人养家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。我也没有推托，我想就当这钱我帮大妹存着吧，等她需要的时候再还给她。
过了几天，妹夫到武汉看望父母，顺便医院里了。
当时儿子已经开始发胖了，住院半个多月也有点呆呆的，这一对平时一见了面就闹得鸡飞狗跳的小哥俩，此时却都少有的老成持重，相对无语，小外甥竟连哥哥也不叫了。据小外甥后来的话说，是因为哥哥长胖了，胖得不象以前的哥哥了，所以我不想叫他。
妹夫给儿子带了一大堆好吃的零食。他是一个话很少的人，包括对他自己的儿子，他以为爱孩子就是给他们买很多好吃的东西和玩具。
医院里等磁共振结果的时候，是和他的弟弟一起来的。
男人就是这样，每当他遇到困难和不安，首先想到的，就是自己的兄弟，这一点甚至比姐妹之情来得还要直接与迫切。兄弟之间即使各自结婚成家了，一样的姓氏永远是一根紧紧维系彼此情感的纽带，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一个大家庭的人，只不过是各回各的屋子各在各的锅里吃饭罢了。
小叔子跟丈夫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两个人，虽然只比丈夫小三岁，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上，却象是隔了整整一代人。作为兄长，丈夫可以包容兄弟与自己迥异的种种为人处世的方法，作为嫂子，我却很难认同。由此，在过往的日子里，我跟小叔子之间是有些疙瘩的，有的疙瘩还结得很死。但是有一点我很明白，就是小叔子总的来说是一个善良的人。
善良是做人的根本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善良，所有的感情在他心里，随时都可以置之度外弃之不顾。
因为平时见面不多，儿子跟他叔叔不是很亲热。后来，他叔叔的儿子打电话说，边边哥哥我要过来看你，儿子就说不要你过来，你太贪吃了，那一次我们一起吃东西的时候，你自己吃得不晓得几快，还说要我和我姐姐慢点吃。
亲情，除了血缘，是需要经常用心地去经营的。
在一个人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，无论平常日子里是呈一种什么状态存在的亲情，都会象一双温暖的手，抚慰一颗倍受创伤的心。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丈夫快八十岁的大姑妈，在一个电话里无意得知儿子生病住院的事情后，竟不顾年迈，从汉阳坐了一个医院里。当大姑妈出现在病房的那一刻，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当时正是我跟张小婵吵过架的那天下午，心里又是气又是急，我拉着大姑妈的手，象个孩子一样哭了。
我仅仅从像片和丈夫的回忆中认得公公，在我还没有完全用理智和清醒的头脑，来适应婆家这个大家庭的时候，象亲生母亲一样待我的婆婆就去世了。在婆家的亲情关系里，我一直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。
看着我哭了，大姑妈也哭了。大姑妈问我儿子到底怎么了，我说结果还没出来，我安慰老人家说，没事，打打针就好了，她说那就放心了。
我来不及帮大姑妈止住眼泪，小姑妈、小姑父、二姑妈和小叔叔一起提着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来了。原来，是大姑妈把消息传开的。他们一来，病房里顿时热闹开了。
公公英年早逝，几个姑妈一直对娘家的三个侄儿怜惜有加，给予了特别的关爱。可是自从婆婆去世后，加上生活中这样那样的变故，我们很少跟几个姑妈走动。丈夫自感凭自己的能力今生无力回报，时常深怀愧疚，无颜面对。
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几位老人问这问那，我只是一个劲地说安慰说孩子没事，过几天就出院了。
可这是几位心里何等明亮的老人。后来当儿子的病情缓解重新背起书包上学了的时候，我禁不住喜悦的心情，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。大姑妈在电话里说伢嘞，那个时候我们几个老家伙心里比你还明白，说我们不急那是假的，就是怕你的伢跟他爷爷是一样的情况，这个话，我当时是么样跟你说得出来啊。
儿子睁着眼睛好奇地望着好象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多的姑奶奶，我一一地指点给他，他就拘束地一一喊到。我发现，儿子的嘴唇和下巴那一块，跟小姑妈和小叔叔长得是何其的相像。这就是血缘的杰作。
小姑妈是很精怪的一个老太太。几年前她曾患直肠癌动过手术，刚刚刀口长好了能够直起腰来出去活动活动的时候，不幸摔碎了胯骨，只好又做手术，在病床上一躺又是半年。她对我说躺在床上身不由己的滋味真是不好受，那些日子人真是泡在眼泪里过来的。我说看您现在蛮精神的啊，小姑妈腰杆一挺说，那肯定了沙，病好都好了，还哭个么事沙。然后又摆摆手说：“这病啊，在自个儿身上自个儿最清楚，除了做手术动刀子非得听医生的，别的就自个儿慢慢省倒来，不一定都得听医生的。”
这句话对我影响颇深。是的，医生是别人，他们看到的只是儿子的身体。俗话说母子连心，我一直用心去感受儿子身体各种微妙的变化，我一直坚信儿子是我的，只要我在这个世界，他就不会离开。
二姑妈喜欢说笑话，她打断小姑妈的话说，紧说个么事病沙，病都是你们这些人说出来的。你看我，一搞就头痛得不得了，医生多时叫我去做个么CT，我不想费那个神，管它呢，该吃的时候吃该喝的时候喝。有一回出门过马路痛得一时晃了神，站在路当中不敢动，我不敢动，两边来的去的车子都停在那里，也不敢动，硬是把个交通警察搞糊涂了，半天不晓得那个手哇，该上还是该下，该左还是该右，末了我回过神来赶快过了斑马线，那两边的车子啊，也赶快来的直来去的直去，那交通警察干脆就笔直站在那里，不动了……
一番话，说得我们和病房里其它的人笑得前仰后俯，儿子咯咯地笑完了说，二姑奶奶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演那个说司马“缸”砸“光”的老婆婆。众人听了，又笑得一塌糊涂。
儿子大约是受了这种快乐气氛的感染，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说二姑奶奶，我来说个笑话，保证比你这个笑话还笑人。二姑妈说好啊，那你说沙。
儿子就说，前些时我上学的时候，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总爱在我面前吹牛，说她在这个世界上随么事蛋都吃过，鸡蛋啊、鸭蛋啊、鹅蛋啊、皮蛋啊，还有鹌鹑蛋啊，有一回我实在气不过，就说有一种蛋你绝对没吃过。
二姑妈说，我晓得，你要说的是笨蛋，你们那些么鬼脑筋急转弯的书上尽是这些东西。儿子说不是的，这样说太弱智了。小叔叔就说，那你说的肯定是考试得零分的那个零蛋。儿子说把头摇得象泼浪鼓似地说，更不是的，不是的。
大姑妈和小姑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那你说是个么事蛋沙。
儿子自己先笑了：“是不是非要我说啊？”几个老人就说，你说沙快说沙。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说的那个蛋是雀雀蛋。”
二姑妈差点笑岔了气：“哎哟，个小糊糊哟，跟你老子小的时候一样的糊，往后啊，这个东西可不能在女同学面前瞎说的。”儿子很认真解释说，我也不想瞎说，但是哪个叫她总爱在我面前吹牛的。
这一老一小就象演小品一样的在那里说，旁边的人笑了一趟又一趟。
原来，这幽默细胞也是具有家族性的。
那天下午，我哭也哭够了，笑了笑够了，有亲人关爱的感觉真好。往后的几天里，面对儿子的病情，我确实心宽了许多。
最让我感动的，是妹夫的父母亲和我的小姨父，在得知儿子住院的消息后，医院看望。平常日子里，除了过年，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很少，此时此地，哪怕他们只说一句“慢慢来，别着急”，都让我觉得无比的温暖。
还有我的五舅妈，医院跑了几遍。我和她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并随她信仰了佛教，这是后话。
九、杨博士的结论
5月26日，丈夫坐最早一班车赶了过来。
一夜之间，他骤然老了许多，两眼布满了血丝，往日神气突出的将军肚，骤然一下焉了下去。古人说一夜白头，真的不是夸张啊。
上午，两项检查结果几乎同时出来了。
寄生虫全套的血液检查，血吸虫一项显示出很强的阳性，何医生这说明有可能是血吸虫感染或被血吸虫感染过。我父母在老家的乡下有房子，儿子小时候曾到那里小住过，还在小河里游过泳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
我看见除了血吸虫一项外，包括钩端螺旋体在内，所有的项目都是阴性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我耿耿于怀了近二十天的钩端螺旋体的结果，实际上这一次在两天之内就出来了！如果一开始这个结果就出来，说不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。
我似乎明白了张小婵为什么会借着那一场吵架的梯子抽身而退，而何医生就是来替她圆这个场的。如果那个徐教授不生病，如果我不吵那一架，张小婵一直还是儿子的管床医生，结果会是怎样？
当时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。我手里还拿着磁共振结果：“左侧基底节区异常强化灶（2.0cm*2.0cm），多考虑肿瘤病变（不排外脑梗塞）。”也就是说打了这么长时间的针，那个东西不断没有缩小，反而还长大了。
新来的教授姓姓王。王教授说这两个结果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他的意见是马上再做一个腰椎穿刺抽取脑积液作最后的诊断。
我看见了做穿刺的医生端过来的托盘里，那支长长的针……我看见我的儿子露出了后背，象一只可怜的小虾米一样，侧着身子蜷在病床上……我听见我的儿子“啊——”的一声惨叫，一定是那象探头一样的针头已经穿透皮肉，刺进了他的脊椎骨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探进……我还听见医生说针进不去了，要重来……我又听见我的儿子“啊——啊——”的哭叫声……
我背过身子站在病房的窗户前，多日来压抑的眼泪在儿子痛苦的呻吟里，无法控制。
我哭了又哭，我不忍看，不敢想。我以为这种刺骨的疼痛对儿子的折磨而言就是极限，却不知道，这仅仅是儿子苦难的开始而已。
何医生过来安慰我：“别太担心，我昨天还去看过徐教授，问起过吴边的情况，徐教授她一直怀疑，那只是一个感染。”
医生的程序终于结束，一直坐在病床边抓着儿子小手的丈夫已是满头大汗，衣服后背湿了一大片，仿佛刚刚挨针的是他。
医嘱说，腰椎穿刺后，病人不能睡枕头，至少要平躺七个小时，除了手脚可以轻微挪动外，身体其它部位都不能动。
从阳光灿烂到夕阳西下到星星出来，儿子手背上打着吊针，就在床上时醒时睡地躺了七个小时。我和丈夫一刻不离地，一个坐在床头，一个坐在床尾。两个人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一天都没有觉得饿。
儿子要小便了，丈夫用一只一次性塑料杯去接着，乐呵呵地望着小鸡鸡神气地翘着，仿佛从那里面出来的不是尿尿，而是什么稀世的宝贝一样。完了，看着小鸡鸡知趣地小回去，他更是望着儿子笑眯了眼。儿子不好意思地嚷嚷：“爸爸闭上眼睛，莫老是看它沙”，丈夫耍无赖地说：“现在闭上眼睛有么用咧，看都看够了。”
父子俩的对话，惹笑了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，也冲淡了我的忧愁：是啊，不是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吗，老是哭什么。
最后两个小时快到的时候，丈夫必须赶最后一班车回去了，店里还有二十多个员工等着老板安排明天的事情，家里还有快要期末考试的女儿等着爸爸给作业签字。
他不舍地看着儿子，只允许我送到病房门口，他小声地坚定地对我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让儿子看到你哭！这家伙心里有数得很，每次你一哭他就问，说妈妈是不是怕我死了。记住我的话，不要在儿子面前流眼泪，就是装，也要装出高兴的样子。”然后，他笑着对儿子挥挥手：“明天见！”
当天晚上，磁共振室给儿子做检查的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来到了病房里。那是一个说话很讲究分寸的女孩子，她问我你是吴边的妈妈吗，我说是的。她说是这样，今天我们看了吴边的片子以后，觉得很有必要过来问一下他的病史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他有这个症状的？
我极尽祥实地给她讲了有关儿子病情的一切，哪怕一个眨眼的细节都不敢漏掉。
她认真耐心地听我说完了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：“如果从我们的片子上来看呢，脑襄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，可是如果从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呢，脑瘤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。好象是去年吧，也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来我们这里做检查，一开始也是按襄肿来治疗，可是没什么效果，他们就出院了。这种情况当时没引起我们的重视，等他们过几个月再来检查的时候，那东西已经长得很大了……”
现在想来，这个年轻的女医生是想善意地提醒我们，那是一个瘤子，不要再呆在神经内科了打吊针了，要赶早想别的办法。
可是，我和丈夫是多么希望那是一个襄肿啊。
正是在这种可怜的侥幸心理的作用下，四天后脑积液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当儿子在T医院的第二任主治医生王教授说，他认为还是血吸虫感染可能性比较大，建议再次使用抗生素法洛西（另一种头孢类药物），并同时服用吡喹酮（驱虫药）试试看的时候，我们竟有些做梦一样地想，也许那真的就是一个襄肿，也许这个疗程过后儿子真的就好了。
于是，一切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当初，儿子又开始了每天长达八九个小时的吊针。
何医生在这整个过程中一直持不置可否的态度，有一回甚至还生气地问我：“为什么还要打这种针？”为什么还要打这种针？我只是病人家属，我怎么知道？要问也得去问王教授啊。
现在想想，何医生不敢去责问教授，只好迁怒于我这个满脑子愚蠢的侥幸想法的病人家属了。他已经认为那就是个瘤子，可他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医生，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，在病人家属面前去否认对自己负有传帮带重任的老教授呢？所以，他常常心事重重地望着他的小病人，对我欲言又止。
我的父母亲在家里急得不行，母亲还去找了她一个很要好的老姐妹，因为那个杨阿姨有医院神经外科的教授，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。
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过，杨阿姨有一个弟弟读书很聪明，考上了医学院，后来又到德国读博士去了，据说学成以后是专门给病人的头开刀的。这样一个人物在二三十年前闭塞的小镇可是凤毛麟角，我曾经年幼轻狂立下的长大了非要考大学的志愿，可以说无不是受了这个人物的影响。
人生真是无常，世界真是太小。我没有竭力学习我的偶像坚定地去考大学，我的儿子却寄希望于他来拯救生命。
杨阿姨写了一张便条，让丈夫去找她的弟弟：
“弟，来人是我一个老姐妹的女婿，其子在你院神经内科住院近二十天未能确诊，今天找到我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。弟，姐只给你一句话：请你细酌病情而直言，直言，切记。”
杨博士给了我们最清楚明白的答复。虽然对病理的判断有失偏颇，但他是T医院里，第一个果敢地对我们直言儿子病情的医生。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
杨博士看了那张磁共振片子，先是问你们有几个孩子啊？丈夫说，两个，另一个是女孩，跟儿子是双胞胎。
杨博士再看看片子，说话就有了底气：“你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啊？这东西一看就是个瘤子，长的位置也太深了，几乎就在大脑正中间，做活检的风险也很大。你们别再在这里花冤枉钱了，甭管它是个什么瘤子，先用伽玛刀把它打了再说。只是，从此你们做父母的，就得背一个沉重的累赘生活。”他说，你们先把片子带到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去问一下，看能不能做，如果可以做的话，我再来帮你们联系那里的主任。
话刚说完，杨博士被一个紧急电话催走了。
从医院回家后我才听母亲说，杨阿姨娘家唯一的杨姓侄儿，几年前才19岁，也患了脑瘤，症状是频繁发作的癫痫和头颈不停地摇晃，一家人痛苦不堪。在讨论动不动手术的家庭会议上，作为亲叔叔的医学博士选择了沉默，只是让侄儿定期到他那里作检查，定期服药控制症状。他说就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，他只能做到这样。母亲说，杨博士不知给别人做了多少手术，侄儿的父亲、他的大哥跟他在老父亲的遗像前坐了一晚上，可他就是不敢答应给自己的亲侄儿开刀。
伽玛刀我听说过。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事曾姐的女儿，大约是十一二岁的时候，发现了脑血管畸型，病情很凶险，医生也是说不能做开颅手术，几经周折后花了很多钱，在X医院做了当时据说是最先进的伽玛刀手术。那是一个皮肤白晰眉清目秀的女孩子，现在差不多二十岁了，疾病给她留下了腿部的残疾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，可看上去总让人惋惜不已。
我曾经无比同情曾姐，却没有想到我会比她更不幸。她的女儿从此性命无虞，我的儿子的苦难却是没有尽头。
后来我在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的宣传资料上，看到的关于伽玛刀的描述是这样的：
“伽玛刀”名为“刀”，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手术刀，它是一种融现代放射物理、放射生物、医学影像、计算机、智能自动化控制等多门类学科于一体，以治疗人体颅脑疾病为主的大型高科技放射外科治疗设备。其基本原理是采用三维立体定位技术将颅内病灶精确定位，将束细束钴60高剂量的离子射线——伽玛射线经多解度精确聚焦照射病灶，一次性大剂量摧毁病灶组织，达到类似外科手术切除的效果。因被毁损的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的界限锐利如刀切，故形象地称之为“伽玛刀”。
就这样，我们一边满怀希望地在T医院治儿子的脑襄肿，一边在儿子每天打完吊针后，提着磁共振片子，牵着儿子的手，医院来回奔走，希望能够听到一句“这不是瘤子”的结论。
十、原来恶性肿瘤就是癌
此时的T医院，好象成了我们在武汉的根据地。
我们最先出去打游击的地方，是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。
中心的符教授听说是杨博士让来的，表现得十分热心，他反复地看了所有的磁共振片子，不能确定到底是襄肿还是肿瘤。他说如果不是瘤子，却稀里糊涂地就那么打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如果真是个瘤子，那么就要趁早打了，越往后越长大就越不好打，伽玛刀不是万能的，它也有适应症，其中一条就是直径大于3cm的不能做。他一定要得到了是肿瘤的结论，才能接收儿子做伽玛刀手术。
我说，T医院的医生还没有下结论。符教授说：“医院影像室的孔教授看看，不说在武汉市，整个华中地区顶极的阅片专家，除了T医院影像室的王教授，医院的孔教授了。”
孔教授的办公室在X医院磁共振室的外面，在一楼。不记得是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手续，为了缴五十元钱的阅片费，我带着儿子爬上了第八楼，而且上上下下地爬了两遍。儿子跟在我身后一路喘着粗气，一路不停地问：“妈妈，我们要找的这个教授是不是真的很了不起啊，是不是真的能够肯定我得的是什么病啊，如果是真的就好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我没有回答儿子的话，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孔教授看到儿子的第一眼，就问我：“是在神内打针打成这个样子的？”我无语点头，孔教授却无奈地摇头：“唉，这些神内的人哪。”
二十多分钟以后，孔教授神情凝重地把结论递给我说：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你碰上了，是没有办法逃避的。”我看见那张纸上，只有简单明了的几个字：“胶质瘤可能性大。”
我不想问教授我该怎么办，因为我的潜意识里一直在拒绝这个绝论。既然我对这个结论是拒绝的，我为什么要问下去？
我甚至连声礼貌的“谢谢”都没有说，拉着儿子就走了出去。可能性，可能性就是是是而非，可能性之外，就是不可能，这跟不说有什么两样？
然而，转过身来，面对儿子的时候，我依然笑得很高兴。儿子受了我的感染，忘记了刚才上下八楼的烦躁，笑眯眯地问我，妈妈，这个教授是不是真的很了不起，他是不是说我的病快要好了？我就象真的一样回答说，是啊是啊，再打几天针就好了。
回到伽玛刀治疗中心，符教授拿着那纸结论，有些不知所措：“连孔教授都不敢肯定是的，我们就更不能随便做了。你们不是还在T医院做襄肿的治疗吗，干脆等治疗结束了再来吧。”
X医院和T医院只有两站路的车程，儿子说妈妈我不想坐车，我们走回去吧。在医院里呆得太久了，他就是想在热闹的大街上多磨蹭一会儿。他一个人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着，不时地回头望着我笑。
我跟在儿子的后面，看着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而一如既往的快乐，医院都不想去，哪个教授都不想找，我不想要结果，我只想永远这样，什么也不要问，什么也不要想，只要看见儿子快乐的笑脸。
回到T医院，何医生问X医院的教授怎么说，我没有回答，把那纸结论递了过去。何医生看了，有一种自己的想法被证实了的释然，对我仍是欲言又止。
我知道，他在心里一直是否认王教授的做法的，但是他不能说出来，他只是暗地里为我们着急。医院里，论资排辈的潜规则给病人造成的悲剧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在T医院那最后十天的针水，输到儿子的身体里除了副作用，别无他用。对于当时的我和丈夫来说，却好象是安慰剂，毕竟，还没有哪一个医生教授说“算了，你们回家吧。”
那些天，医院附近的那家“日月星”网吧上网，不停地在网上搜索脑襄肿、胶质瘤，我实在看不懂，这两者发生在儿子身上的症状有什么不同。我还终于知道，人的身体长出恶性肿瘤就是得了癌症。
癌症，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名词，它于我又是多么的陌生而遥远。可是我的儿子，他怎么会……
在我三十六年的记忆里，二十年前，与我同岁的大表弟张明，是因为得了白血病而离开这个世界的，从发病到最后，不过半年的时间。
那是怎样一个花儿一样鲜艳阳光一样灿烂的十六岁的少年啊！他是我童年的好伙伴，也是我的同班同学，那时他已有一米七几的个头了，乌黑的头发在阳光下象剪碎了的黑色绸缎一样，闪烁着柔软又逼人眼眸的光彩。
我一直保存着他送给我的一枚游戏机牌子。这是一枚象现在的一元硬币一样大小的牌子，不注意看的话，很容易混淆。
当时街上刚刚时兴玩游戏机，有一回下课的时候，他颇为得意地给我看那枚牌子，炫耀自己是玩游戏机的高手。我威胁他说我要去告诉大姨，他说那我就不玩了，这牌子也给你算了。没过几天，他没有来上学，我母亲说他病了，医院了。我问母亲，张明的病什么时候好，母亲说恐怕是好不了了。
那么，关于那枚游戏机牌子的对话，就是我与他最后一次说话了。
表弟张明象影子一样活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好象一直拉着他跟我一起长大、成人，又好象永远触摸不到他的气息。如果他在的话，他的孩子也该象我的孩子一样大了吧。
而他的父母、我的大姨父和大姨，虽然这二十年来看上去过着跟我的父母没有两样的生活，可是总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痛与无奈，在他们的眉眼之中埋藏。那最初的几年，每到清明节，就是大姨痛哭一场的日子，没有人能够劝慰得了。
表弟不在以后不久，大姨父又官场失意，从一个小镇上红极一时的国有企业的厂长，暗降为一个小企业有名无实的书记，到最后成了一个连内退工资都没得拿的退休职工。懵懵懂懂之中，我曾经看不起大姨父的与世不争，年少无知的我哪里懂得，一个失去长子的男人，他还有多少激情可以去为自己燃烧？
在儿子住院的时候，自己生活极为困难的大姨，托小姨父给我送来一佰块钱，个中深切的同情，是她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。
那些天，我肚腩上幸福的游泳圈一下子全没了，丈夫的裤带整整往后缩了两个眼子。当我们无语相对时，从彼此的眼里看到的，除了伤心，还是伤心。因为失去父亲的过往，丈夫的悲伤更甚于我。
我整天整天地吃不下饭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，一刻不停地看着儿子，生怕一眨眼他就不见了，生怕一觉醒来他就不在身边。
终于捱到6月6日，王教授给儿子做的脑襄肿治疗的疗程结束，并且在当天下午安排做了磁共振增强的检查。
6月7日下午，检查结果出来。除了说病灶比从前又大了0.2mm以外，其它的结论没有任何改变。王教授什么也没有说，只给我们写了一张便条，让我们去找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的符教授。
何医生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到病房里，满怀同情地看了我们一眼，摸摸儿子的头说：“吴边，明天不用打针了，让你爸爸妈妈带你到中山公园好好玩玩。”
儿子听了何医生的话，一下子兴奋得跳了起来：“叔叔，你是说我的病好了，可以回家了？”他全然忘记了，整整一个月了，每天最少一次扎针，他两只小小的手背上，已经满是针眼，满是瘀青，“如果再要打针的话”，当天最后一个给他打针的护士说：“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有留针了。”
留针，就是在病人手背上固定一个位置，埋一个与血管相通的针管，输液的时候直接把针头插入针管，而不需要重新扎针眼了。
我听不见接下来何医生是说了些什么的，我只看见丈夫是那样无助而又凄然地望着我。
我从来没有见过丈夫这样的眼神，它让我浑身无力，几乎一下子就要瘫倒在地。
可是——不，不，儿子是我的，我在，他就没事的。不是都说是可能性吗，没有一个医生肯定地说那就是个瘤子，不，不，我不相信，我还要去找医生问问，我们还可以去北京，还可以去上海……
呆在T医院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
可是，过了下午四点钟，是不能办理出院手续的。
这一天，丈夫仍然是必须回家去的，他笑着对儿子说，明天老爸过来就接你们出院回家。
在家里，我的父母亲的焦急不言而喻，我的大妹在她的电脑上不停地查来找去，希望能对我们有所帮助，平时总觉得她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，此时，她却成了我的智囊团。
晚上，大妹打电话来说，她在网上看了北京T医院的一些信息，那里代表了全中国神经外科的最高水平，有专门为15岁以下的儿童设置的病房，很多的孩子在那里治好了脑瘤。大妹还说，她在网上还看到，武汉C医院的医院的神经外科共建的一个全新的科室。
大妹说：“姐，我建议你明天就带边边到C医院看看，毕竟，医院，多找一个医生，就多一条路。”
C医院，年的冬天，丈夫的父亲就是因脑瘤在那里去世的。
当时，婆婆带着三个儿子还远在四川宜宾，只有家在武汉的几个姑妈轮流照顾公公。公公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无声无息地去到另一个世界的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那情形，是何等的凄凉！
记得有一回小叔子酒后突发急症，在医院里折腾了一夜，婆婆急得一夜未眠。第二天小叔子转危为安，婆婆两眼红红对我说，做伴的人没了，日子久了就淡忘一些，可是这孩子啊，是身上掉下的肉，孩子有啥事，这人心里那个痛啊，没法说。
难道，这番话于我来说，是一语成谶吗？如果婆婆的在天之灵，知道发生在她最爱的双胞胎孙子身上的这一切，恐怕是再也不得安宁了。
可是，除了到C医院去找来自北京的专家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