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安全性高我们在“最后24小时”看到了什么
书写“今天”的故事，是考验写作者把握“虚实转换”能力的一把标尺。记得毕飞宇在谈到书写当下题材的文学作品时，以小说里的人物“说话”为例，极为形象生动地阐述“一方面我们离不开生活的常态，不能把人物的对话弄得不说人话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又要回避这种常态，不能总是说人话，也要说鬼话”。同样的道理，书写当下题材的小说，尤其是讲述“今天的故事”，不仅人物对话要在文学层面上“亦人亦鬼”，还有人物的塑造、故事的推进、人物之间的关系……乃至叙述的腔调上，也都要具有“既写常态又要回避常态”的文学把握能力，否则要么写得“太实了”，缺乏文学的意蕴、幻境，要么“太虚了”，脱离生活的真实、气息。
第一次写作长篇小说的天津青年女作家刘薇，不仅把她的长篇小说《最后24小时》对准了“当下生活”，而且还是对准了当下最为热点的“病童题材”。病童、儿科、儿科医生、医院……这些词汇连接起来，立即形成了极为敏感的“热点地区”，一根火柴就能燃爆。刘薇选择这个题材创作小说，使得这个看上去文静大方的儿科主任医师，就像NBA赛场上“能扣篮情况下绝不投篮”的球星一样，一定是要挑战写作难度的，而且还要挑战职业以外的自我极限。
《最后24小时》的故事主架构很简单：在医院的儿科病房里，一位身患绝症的女童即将离开人世，在女童生命的最后24小时里，病房内外上演了一场“人间悲喜剧”。这样的故事架构，看上去似乎有些简单，但“操作”起来并不容易，因为你要表现的所有人物都要“长”在这个“主干”上，还要形成一种舒展、自然的整体，不能有“接”上去的感觉。最为关键的是，作者对时间的使用显得极为吝啬，留给人物“表演的舞台”，短暂的只有“24小时”。显然，这是作者精心构筑的小说结构，她显得胸有成竹，从开篇第一句话就能看出来，绝不会因为时间短暂而让故事、人物、人物之间的关系，显得局促、苍白。随着“加五床的小姑娘可能快不行了”，接着就是“加五床的小姑娘”，在“昨天夜里，她突然向值班医生提出最后心愿”，要捐献自己的眼角膜。但这个患有“脑瘤伴呼吸困难”的名为王馨恬的小姑娘，只有虚岁10岁。如此残酷的命运还不作罢，作者还让小姑娘拥有更加悲怆的家庭。小姑娘的父亲因为腿骨骨折落下残疾，成为跛脚，再加上生活的挫折，“慈爱的父亲从此成为幼稚且易怒的家伙，前一分钟还抱着双膝如孩子般天真无邪地笑着，后一分钟则变成了摔盆打碗的凶神恶煞”。
小说就是在这样压抑的氛围中徐徐展开的。于是与《苏幕遮》教坊曲名发音相似的儿科重症病房的主治医生苏莫遮出场了，紧接着他的师弟戴宇菲也出场了……小说中所有人物接踵而至，一场“重症病房”内外的大戏紧张上演。
《最后24小时》是一部读得令人紧张的小说，好久才想起来舒出一口大气，然后再继续读下去。但作者并没有完全盯紧情节的发展，没有忽视细节的描写。比如关于儿科医生白大褂的颜色，儿科医生的白大褂带有微微的粉色，“有别于成人世界单调的素白”。还有关于医学治疗方面的叙述。这医院里的故事，一些医疗术语、治疗办法、病情介绍，等等，不可能躲过去，也躲不过去。假如不把这些“说明书”一样的各种解释变换一下“口味”，不把它合理地糅进故事推进中，就会削弱文学性。但作者做得很是巧妙，“左手固定穿刺点，右手持腰穿针……穿刺针与脊背垂直呈90度，针尖斜面与脊椎平行，缓缓进针、停针，针头的斜面被转向头侧，徐徐抽出针芯，清亮的脑脊液便点滴而出，整个过程不过十秒钟，苏莫遮的动作流畅得行云流水”。把治疗的过程讲了，也把人物精湛的水准讲了；故事向前推进了，人物形象也立起来了。这样的文学处理方式在小说中还有多处，似乎显示出来作者逐渐拥有“叙述诡计”的某种迹象。
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抱有向更大目标挺进的追求，这个追求的具体呈现，即是应该尽快形成自己的精神内核。无论古今中外，有思想、有追求的作家，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个重重包裹的“精神内核”。那么《最后24小时》的精神内核是什么？通过一个即将离去的幼小生命，让“厚重的玻璃窗外，经昨日细雨洗涤过的都市春意愈浓”的作者刘薇，带着一种诗意的憧憬，终结了“24小时”的各种纷争，让我们最终看到了书写“生命困境”之后的人间温暖，也看到了“人间博弈”之后的“还有什么借口不珍惜自己的拥有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过得幸福”的感叹。
《最后24小时》描述了一种困境——生命困境、人生困境，但作者在描述这样的困境之后，又给予某种灿烂的出路。这样的“困境”绝不会随着一个女孩“捐献眼角膜”的行为而震撼、而平复、而解脱，从而让世界变得熠熠生辉，也不可能“厚重的玻璃窗外”永远都是“春意愈浓”，果真那样的话，一定是过于简单了。困境的出路应该还是困境，应该继续向前挺进，义无反顾地继续走下去。让“困境”更加深入，直抵人心，在心灵震撼中，更加深入地思索生命的意义。
作者多才多艺，书中还有多幅自绘的插图。相信这不会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，肯定还会有下一部、再下一部。只要继续写作下去，生命的意义就必定是一个思考的课题。
（本文刊登于《天津日报》年5月31日）
